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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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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定向自李鵬
李鹏
摄于1996年
第7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任期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任期
1998年3月16日—2003年3月15日
副职
秘书长何椿霖
前任乔石
继任吴邦国
第4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任期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88年4月12日—1998年3月17日
代理总理:1987年11月24日-1988年4月12日
副总理
秘书长罗干
前任赵紫阳
继任朱镕基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排名第二)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7年11月1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 赵紫阳 江泽民
其他主要职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任期
1985年6月18日—1988年4月12日
总理赵紫阳
前任何东昌(教育部部长)
继任李铁映
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
(排名第六)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自五中全会)
任期
1985年9月24日—1987年11月1日
总书记胡耀邦 → 赵紫阳(代理)
第一书记胡启立
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自五中全会)、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5年9月24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 胡耀邦 → 赵紫阳 →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排名第三)
任期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任期
1983年6月20日—1988年4月9日
万里姚依林田纪云和乔石同时在任
总理赵紫阳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任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届中央委员会
任期
1982年9月11日—2002年11月15日
总书记胡耀邦 → 赵紫阳 → 江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部长
任期
1981年3月6日—1982年3月8日
总理赵紫阳
前任刘澜波
继任史大桢
个人资料
出生(1928-10-20)1928年10月20日
上海法租界明德里15号
逝世2019年7月22日(2019-07-22)(90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
墓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籍贯四川庆符
民族汉族
政党中国共产党
配偶朱琳
儿女李小鹏(长子)
李小琳(女)
李小勇(次子)
亲属李硕勋(父)
赵君陶(母)
母校莫斯科动力学院
职业工程师
官员
专业水力发电
签名

李鹏(1928年10月20日—2019年7月22日),原名李远芃四川庆符人,祖籍湖北麻城,生于上海,原正国级领导人,曾任十三、十四及十五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

李鹏其父李硕勋为中共早期领导人,在李鹏三岁时被国民政府处决。此后,李鹏在延安时期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长期抚养。李鹏于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被派往苏联留学,毕业于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具备高级电力工程师资格。归国后,他长期在中国电力与能源系统任职,历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局长、阜新发电厂厂长、北京供电局局长等职,并在改革开放初期获得重用,先后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及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1]

1982年,李鹏在中共十二大上当选中共中央委员,次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1985年,他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1987年接替赵紫阳出任国务院代总理,同年在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1988年就任国务院总理。在长达十年的总理任期内,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经济和社会转型。李鹏在经济政策上倾向保守派,倾向于强化宏观调控计划经济体制的稳定性,与当时主张激进市场化改革的派别形成对比。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在此期间,李鹏代表中共强硬派,主张对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学生与群众采取强硬措施,颁布戒严令,并最终促成武力清场,使其在国际社会及部分民众中饱受严厉批评与长期争议。[1]

1992年,李鹏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连任国务院总理。此外,李鹏也是中国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者与决策者之一。1993年,全国人大批准了三峡工程建设,尽管该计划在生态破坏、大规模移民安置和地质风险等方面引发了学界与社会的巨大担忧。1997年,李鹏在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再次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次年卸任国务院总理,转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直至2002年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上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于次年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退休。[1]

2019年7月22日,李鹏因病于北京逝世,享年90岁。中共官方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2]

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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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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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0月20日,李鹏以“李远芃”之名出生于上海法租界明德里(今黄浦区延安中路545弄)十五号。[3]: 3 其名“远芃”中,“远”为家族字辈,“芃”字则取自《诗经》,具有草木茂盛、生机勃勃之意。李鹏其父亲李硕勋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曾参与南昌起义,时任中共浙江省军委书记、浙江省委代理书记;母亲赵君陶则是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之妹,当时在中共江苏省委秘书处担任机要秘书。

由于父母长期在从事地下革命工作,李远芃的幼年生活处于动荡之中。1931年,李硕勋前往海南岛主持工作,在海口遭到国民政府逮捕,随后被处决。[4]: 7 父亲死时,李远芃年仅三岁。此后,他跟随母亲赵君陶在上海、香港及四川成都等地辗转生活。在成都期间,他曾在四川大学附属小学(现为成都市实验小学)就读。

1939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妇委书记邓颖超的安排11岁的李远芃从成都抵达中共地下党活跃的重庆。在此期间,他先后结识了周恩来夫妇以及中共元老吴玉章和其子吴震寰。[5]周、邓二人对身为烈士遗孤的李远芃给予了极大关怀,这也成为外界长期盛传李鹏是“周恩来养子”的由来(李鹏日后在回忆录中澄清,周恩来和邓颖超关心并照顾了许多烈士子弟,他们之间是长辈对晚辈的关爱,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收养关系)。在重庆期间,李远芃从吴震寰处第一次接触到了水力发电的基础知识。

1940年,中共地下党将李远芃送往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重庆合川创建的育才学校学习。1941年,随着国共摩擦加剧,中共决定将部分干部子弟与烈士遗孤转移至大后方。李远芃与边章五李涛等人一道,历经数月跋涉被送往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最初进入延安中学学习,后转入延安自然科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3]: 50-51 

在前往延安的途中,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委书记蒋南翔考虑到“李远芃”一名较为拗口,建议他改为单名。李远芃起初将名字改为“李芃”,但蒋南翔认为“芃”字过于生僻,且缺乏阳刚之气。在李的请求下,蒋南翔提议将其更名为“李鹏”,寓意“大鹏展翅,万里长空”,期盼他将来能为革命事业作出巨大贡献。[3]: 52 1945年11月,17岁的李鹏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7月,国共内战爆发前夕,李鹏从延安自然科学院毕业,随中共干部队伍开赴前线,被分配至由共产党控制的张家口电业局工作,担任技术员,这是他首次涉足电力系统。[3]: 111 

1947年初,随着国军晋察冀边区推进,李鹏随部队撤离。他历经辗转,经山东烟台乘船前往大连[3]: 119-123 随后借道朝鲜最终抵达当时中共在东北的根据地核心哈尔滨。在哈尔滨,他被任命为油脂厂协理(副厂长)兼党支部书记。[3]: 第132页 在这段时间里,他从一名青年技术员转变为基层企业的管理者,积累了初步的工业生产与行政管理经验。

赴苏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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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1日,李鹏(后排左)在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补习数理化及俄文时与俄语教师费德洛娃(前排左三)及同学合影。

1948年9月,随着中共内战中逐渐取得优势,为储备建国所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中共中央决定选派21名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中共高干与烈士子弟前往苏联留学(“4821”群体,其中包括叶挺之子叶正明、邹韬奋之子邹家华等)。李鹏作为其中一员抵达莫斯科。考虑到中国未来工业化建设的需求,并受到早年在重庆对水电知识的启蒙,李鹏进入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学习。[4]: 8 

苏联留学的七年期间(1948年至1955年),李鹏积极参与学生工作。他曾任中国留苏学生总会主席,[4]: 9 负责协调留学生事务并协助中国驻苏大使馆开展工作。在莫斯科动力学院期间,他的同系同学中还包括后来成为罗马尼亚总统扬·伊利埃斯库[6]

基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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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李鹏自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毕业。同年底,时任中国燃料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刘澜波率领中国电力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在莫斯科期间,代表团征调李鹏等中国留学生随团参与考察活动,并由李鹏担任俄语翻译。在此期间,李鹏获得了刘澜波的赏识,为其日后在电力系统的发展奠定了基础。[7]: 50 

1955年李鹏回国。同年3月8日,刘澜波在北京约见李鹏讨论其工作分配,提出两个选择:留在北京出任燃料工业部部长秘书,或前往基层一线从事技术与管理工作。李鹏明确表达了赴基层锻炼的意愿。[8][9]3月23日,政务院及部委下发通知,将年仅27岁的李鹏分配至位于吉林省吉林市的丰满发电厂(现丰满水电站)担任见习厂长(时任厂长为李旭)。[8][7]: 50 丰满发电厂在当时不仅是中国大陆规模最大的水力发电厂,也是东北重工业基地的核心电力来源,具有极高的战略地位。经过数月的见习期,1955年12月10日,李鹏被任命为丰满发电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开始全面负责该厂的生产与技术调度工作[8][10][7]: 51 

在195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运动中,基层工业生产屡受波及,李鹏的仕途与工作也曾面临考验。1957年,中共中央发起“整风运动”,丰满发电厂党委和行政部门的部分人员对副厂长李鹏的生产管理作风及业务决策提出了批评意见。[8]

1959年,李鹏在丰满发电厂

1959年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内掀起“反右倾”运动。由于在生产指导上倾向于技术务实,对当时大跃进中部分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持保留态度,李鹏被指责为执行“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不力,险些被划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此政治压力下,李鹏先后作了两次书面及口头检查。最终,丰满发电厂党委在向中共吉林市委提交的审查报告中给予了“检讨尚好,免予处分”的结论,[8]使其得以保住职务并继续从事工作。

1960年8月中旬,李鹏休假赴山东青岛探望母亲赵君陶时,透露了因长期在吉林基层工作,希望调离丰满发电厂的想法。自青岛返回原单位后不久,上级部门下达调令,将李鹏调任至辽吉电业管理局,出任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1961年5月,李鹏转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副总工程师兼调度局局长[8]。当时的东北电网是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区域电网,担任调度局局长意味着李鹏必须在“三年困难时期”极度紧张的煤炭与电力供应环境下,负责保障东北三省重工业与军工企业的电力调配。

1965年7月19日,经国务院批准,李鹏被任命为阜新发电厂厂长。[8][11][4]: 10 位于辽宁省的阜新发电厂是当时中国装机容量最大的火力发电厂。时任东北电业管理局局长李平在与李鹏进行任前谈话时,详细说明了此次调任的两大考量:其一,在当时开展的“四清运动”期间,李鹏作为上级派驻人员已实质接管了阜新发电厂的生产与技术工作,直接就任厂长有利于维持大型发电厂生产运营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其二,这是一项有意的干部培养安排。时任水利电力部部长的刘澜波及部党组认为,李鹏的履历中已具备了丰满发电厂(大型水电)的管理经验,以及东北电业管理局(大型区域电网)的调度经验,若能补足执掌阜新发电厂(大型火电)的经历,将使其成为具备“水电火电电网”全方位管理资历的复合型电力系统高级干部。

赴任阜新发电厂后,李鹏与时任总工程师杨耀邦合作,针对厂内设备老化的问题进行技术攻关,最终成功实现了阜新发电厂历史上首次9台发电机组满出力(满负荷)并网发电的纪录[8][11],大幅缓解了当时东北地区的电力短缺压力。

首都电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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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社会秩序逐渐陷入混乱。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出于维持首都基本运作的考量,高度关切北京的水、电、煤气及交通等城市基础设施问题。为确保供电系统不受冲击,周恩来指示时任水电部部长刘澜波向北京供电局派遣一名业务能力强的干部。经刘澜波推荐并获周恩来批准,1966年,原本正准备从辽宁阜新发电厂调往东北电业管理局出任副局长的李鹏,被紧急调入北京,出任北京供电局党委代理书记。当时正值“四清运动”尾声,北京供电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及数名副局长皆因在运动中被指“有问题”而处于隔离审查状态,局内管理层出现真空。刘澜波在行前向李鹏交底,指此次调动实为周恩来的特殊安排,旨在让李鹏在复杂局面中积累首都电力部门的管理经验。[8]数年后,李鹏正式出任北京供电局革命委员会主任。[10]

然而,调任北京并未让李鹏免受文革政治风暴的波及。因其在1948年曾作为中共中央选派的21名青年之一前往苏联留学,李鹏被卷入了当时针对留苏干部的“4821人苏修特务案”。造反派怀疑这批干部已被苏联策反,李鹏因此被指控有“苏修特务”嫌疑。[12][13][3]: 370-374 期间,原工作单位阜新发电厂的造反派曾两次专程派人进京,企图将李鹏带回辽宁进行批斗。负责北京供电局军管工作的军代表张晓光两次出面将前来要人者挡回,暂时保护了李鹏的人身安全。张晓光曾私下向李鹏透露,关于这批留苏干部被打成“苏修特嫌”一事,周恩来已经知情,并明确表态:“你们第三批人(指1948年赴苏留学生)没有这个问题。”尽管有总理定调,但在极左思潮下该案并未即时撤销。随后,北京电业管理局革命委员会甚至向上级递交报告,以李鹏身背“苏修特嫌”为由,建议将其调出北京供电局。[13]

1970年6月,周恩来国务院小礼堂接见全国水电会议代表,李鹏亦作为北京代表与会。在会议讨论中,周恩来突然当众点名批评李鹏,指责他在管理工作中存在“洋教条”(指照搬苏联模式)以及对工人实行“管、卡、压”等作风问题。面对突如其来的批评,李鹏当场承认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会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国家计委核心小组副组长余秋里北京市官员杨寿山等人留在会议室研究落实总理指示,李鹏也被要求留下。期间,李德生对李鹏进行了劝慰,余秋里则向李鹏点破了周恩来的用意——周恩来的批评旨在为李鹏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从而使其免受造反派更严重的政治迫害,并为他重新出来工作铺平道路。[8]

1971年,北京电业管理局及其下属的北京供电局与北京电力建设局进行机构重组,合并成立“北京电力工业局”。原任北京供电局革委会主任的李鹏,被任命为北京电力工业局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党委副书记,重新进入首都电力系统的领导核心。[13]

1974年初,随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展开,政治气氛再次紧张。1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后,北京电力工业局大楼内迅速贴满大字报,部分激进派指责局党委对运动态度消极,并质问为何不向基层传达大会的实况录音。面对压力,主持局内日常工作的李鹏采取了技术性拖延的策略,以“未收到上级正式通知”为由,坚持拒绝在局内广播大会录音。[11]

1970年代,随着工业化推进,京津唐电网面临严重的电力供应短缺,时常发生拉闸限电现象。为缓解首都圈的用电荒,李鹏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牵头规划并实施了两项重大电力工程:新建唐山陡河发电厂以及扩建北京高井发电厂。李鹏在工程期间保持了深入一线的作风。在扩建高井电厂期间,他曾连续三天三夜坚守施工现场。1974年10月4日中午,李鹏在结束高井电厂视察后,骑自行车返家途中于宣武门附近不慎被汽车撞伤。事故导致他被送入宣武医院住院治疗,直至同年12月才出院恢复工作。[8][14]1975年11月,随着机构再次调整,北京电力工业局复名为“北京电业管理局”[15],李鹏升任该局局长、党组书记,并在此职务上任职至1979年。[1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月9日,李鹏在北京电业管理局机关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并发表悼念讲话。随后,他与部分北京市干部接到市委通知,前往北京医院小礼堂参加遗体告别仪式。1月12日至14日,群众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吊唁仪式,李鹏亲自承担了保证现场供电绝对安全的政治任务。[8]

同年4月清明节期间,北京市民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引发“四五运动[3]: 418-420 。4月4日上午,出于保障天安门广场供电安全的职责,李鹏与北京供电局局长张绍贤、北京电管局计划处处长陈寿文乘坐专车,前往广场东南角的变电所检查线路。当晚,李鹏又与妻子朱琳以便衣身份步行前往广场观察局势,两人在当局实施大规模清场及抓捕前不久离开,侥幸躲过一劫。[15]4月5日下午,北京市公安局人员突访北京电业管理局进行调查,指控清明节上午在广场东南角邮局附近涉嫌放火的一名男青年,是乘坐北京电管局的轿车抵达现场的。电管局方面立即出面澄清,证实该车辆是李鹏等三人执行电力检查任务所用。数日后,周恩来遗孀邓颖超的秘书张元致电朱琳叮嘱若李鹏突然失踪,朱琳必须立即追问最后与李鹏接触的人员身份,以防其遭遇秘密逮捕。所幸在事态平息前,李鹏未遭牵连。[15]

同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京津唐电网遭到毁灭性破坏。灾后,李鹏被任命为唐山电力抢修队指挥部总指挥,火速赶赴灾区参与抢险救灾。在他的调度与一线指挥下,抢修队克服余震不断、设备严重损毁等困难,仅用一个月时间便使唐山地区的基础供电得到基本恢复,为震后救援与重建提供了关键的能源保障[8][11][3]: 424-431 

国务院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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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为加强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与专业化管理,中共中央决定将原水利电力部拆分,重新设立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在电力系统资历深厚的老干部刘澜波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8]在组建新部委领导班子时,刘澜波大力举荐具备苏联留学背景及多年基层电力工作经验的李鹏出任副部长。[4]: 10 同年4月7日,李鹏接获任命,担任电力工业部副部长及党组成员。[8][10][4]: 10 

1980年1月10日,经过为期一年的筹备,旨在整合华北地区电力资源的华北电业管理局正式宣告成立。经中共中央批准,李鹏兼任华北电业管理局党组书记,负责协调京津唐及周边地区的电网调度与建设工作。[8]

1980年6月22日,贵州乌江渡水电厂因汛期暴雨引发严重的水淹厂房事故。事发后,贵州省地方部门与电力部门在事故责任归属与处理方案上产生分歧。李鹏作为部委代表亲赴现场进行勘察与协调。在12月12日于工地召开的事故调查会议上,李鹏凭借其水电工程专业背景进行总结,其结论与贵州省水利学会的技术调查报告相吻合,最终调解了各方矛盾,促成事故处理方案的顺利通过。在贵州期间,他还实地考察了猫跳河水电厂与清镇火电厂。同年12月下旬,李鹏前往成都主持西南电业管理局筹备小组会议。经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电力局向各自省委请示并获准后,会议最终达成共识,正式成立西南电业管理局,标志着中国大西南地区跨省电网互联迈出了关键一步。[8]

1980年6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约见电力工业部副部长李锡铭与李鹏。在谈话中,李鹏主动向胡耀邦反映了“4821”群体长期遭受不公正政治待遇的情况。胡耀邦随即要求李鹏列出当年21人的具体名单,李鹏凭记忆当场写出其中19人的名字。次日,胡耀邦将该名单批转至中共中央组织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查清名单上人员的历史与现状。[13]

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981年1月17日将21人的详细情况报告呈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在审阅后,对其中13人的职务安排作出了明确批示。针对李鹏,胡耀邦特别批示道:“我主张坚决提起来当部长。不提一些,不能转变风气。”在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中组部最终于1982年1月向胡耀邦及中共中央书记处提交报告,认定所谓的“4821苏修特务案”纯属捏造的冤假错案,并宣布为该群体平反。[9][12]

1980年12月31日,年事已高的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邀请李鹏至家中面谈,透露中央已决定安排一批老同志退居二线担任国务院顾问,并表明意向由李鹏接任部长。当时李鹏年仅52岁,在论资排辈严重的部委中,他以资历尚浅为由表达了婉拒。事实上,这一提议在电力部内部引发了反弹。1981年2月14日,刘澜波再次约见李鹏,告知部内已有数名资深官员联名致信中央,以李鹏“太年轻、资历不足”为由反对其出任部长。[8]

尽管面临内部阻力,在刘澜波的力荐以及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共中央最终敲定了这项任命。2月19日,刘澜波致电李鹏,确认中央已批准由他接任。1981年3月2日,李鹏正式出任电力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成为当时国务院中最年轻的部长之一。[3]: 513-514 

1981年7月2日,中共中央在怀仁堂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专门讨论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战略问题,李鹏亦受邀出席。在会上,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特别以李鹏为例发表讲话:“李鹏是从苏联学习回来的,搞电30多年,这次提拔当部长还有争论。我看到的名单,第一次不是李鹏,第二次才是李鹏,是刘澜波同志力争的。”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随后也高度评价了刘澜波,称赞其举荐贤才的行为是“党内开明人士”的表现。[7]: 52 

1981年9月,位于青海省的中国当时最大水利枢纽工程——龙羊峡水库遭遇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当时最高洪峰流量高达每秒5,570立方米,水库水位急速逼近标高2,494.78米。由于当时大坝主体尚未完工,仅靠临时围堰挡水,一旦围堰溃决,狂涌的黄河水不仅将冲毁下游的刘家峡等多个梯级大坝,更将严重威胁青海、甘肃宁夏沿河数十万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可能导致西北地区大动脉包兰铁路中断。[16]

李鹏受命代表国务院亲赴青海灾区前线指挥防汛抗洪工作。他结合气象数据与水利工程力学进行现场研判,指挥调动当地水利职工、解放军部队进行围堰加高抢险,并制定了精确的泄洪调度方案。经过日夜奋战,最终成功抵御了洪峰,保住了龙羊峡及下游梯级水库[3]: 536-550 ,化解了此次灾难。这场被视为生死攸关的抗洪胜利,不仅保障了黄河上游的安全,更充分展现了李鹏在危机管理与大型水利调度上的专业能力。[7]: 62 

中国国务院于1982年进行了机构改革。同年,电力工业部水利部再次合并,重新组建水利电力部,由资深水利专家钱正英出任部长。李鹏则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继续分管国家电力建设工作。尽管在行政职务上回到副部长的位置,但其政治地位已显著攀升;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54岁的李鹏首次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4]: 10 

国务院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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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6月,李鹏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能源教育交通,并分管重点建设、电子科技、环境保护及重大设备制造等领域。[4]: 11 在任内,他推动了多项大型基础建设。1985年9月24日,在中共十二届五中全会上,李鹏被增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4]: 12 正式进入中共核心领导层。1986年,在李鹏的主导下,中国与英国法国美国达成协议,合作建造大亚湾核电站。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规模最大的中外合资项目之一;同年9月,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在多方协议上签字,该项目也成为中国核电工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4]: 10 

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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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秋,中共十三大召开,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决定进一步退居幕后,以实现领导层的新老交替。在此次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了大幅调整,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元老离开常委会。59岁的李鹏与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一同晋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在四位新任常委中位列首位,党内排名仅次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由于赵紫阳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中央决定由李鹏担任代总理。在1988年4月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正式出任国务院总理。[17]在1988年前后的经济改革中,针对当时物价双轨制带来的通货膨胀与经济过热问题,李鹏倾向于采取较为保守、重视宏观调控与经济稳定的政策,这与赵紫阳推动的快速市场化价格闯关政策形成对比。

1989年,因胡耀邦去世,北京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随着局势升温,中共高层内部在应对方式上产生分歧,李鹏代表了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平息事态的立场,并获得邓小平陈云等元老的支持。5月19日晚,李鹏在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了措辞强硬的“五·一九讲话”,将学运定性为“动乱”,此举引发了天安门广场上示威学生的强烈不满与抗议。[18]5月20日,李鹏以国务院总理身份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19]

在此戒严及后续清场期间,由于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因反对武力镇压而失势,李鹏曾多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18]1989年6月23日至24日,中共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正式免去赵紫阳的总书记职务,江泽民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李鹏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在党内排名维持第二。 [20] 六四事件后,中国面临西方的经济制裁与外交孤立,国内经济也进入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期。李鹏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经济紧缩政策,强调计划经济的主导地位与国有企业的稳定。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后,中国重新加快了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的步伐,国务院的经济政策也随之调整。同年9月21日,身兼中央专门委员会主任的李鹏主持会议,正式批准立项“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1],推动了中国航天技术的现代化。

1992年3月,李鹏代表国务院向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交了兴建三峡工程的议案。由于该工程在生态环境保护、百万移民安置、地质风险以及文物保护等方面存在巨大争议,4月进行表决时,出现了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的结果,创下了全国人大历史上的纪录,凸显了社会各界及学界对该工程的担忧。尽管如此,议案最终获得通过。1993年1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成立,李鹏亲自出任主任,全面负责该工程的规划与监督。[22]

1992年,李鹏在中共十四届一中全会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连任国务院总理,但出现了210张反对票,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的选举历史上是较为罕见的现象,反映出部分代表对其过去几年施政的不同意见。[23]

1995年11月,李鹏领导的国务院正式批准了“211工程”,旨在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一批高等院校和重点学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产生了深远影响。[24]

1991年,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由于两人在经济改革的步伐与国企改革的策略上存在不同侧重——李鹏偏向求稳与保护重点产业,朱镕基则主张大刀阔斧的市场化与金融改革。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朱镕基晋升为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五,并于1993年出任排名第一的国务院副总理。1993年上半年,李鹏因突发心肌梗塞住院休养,在此期间,朱镕基开始实际代为主持国务院的全面经济与金融工作。尽管经济日常决策逐渐向朱镕基倾斜,李鹏依然在外交、重大基础建设以及能源产业(特别是电力系统)的发展上保持着深厚的影响力。[25]

人大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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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3月,李鹏完成两届国务院总理任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他卸任国务院总理一职,交棒给朱镕基。随后,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李鹏接替乔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26][27][28][29]此前在19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届一中全会上,李鹏已连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党内排名继续维持在江泽民之后的第二位。

在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期间,李鹏亲自担任宪法修改小组组长,主持起草了1999年的《宪法修正案草案》,该修正案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正式将“邓小平理论”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国家根本大法。在其五年的委员长任期内,第九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了百余部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定草案,包括《合同法》、《证券法》、《立法法》等重要经济与行政法律。[30]

退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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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1月15日,74岁的李鹏在中共十六届一中全会后卸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在2003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卸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退休,其职务由吴邦国接任。[31]

由于曾在李鹏手下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罗干中共十六大后晋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依旧对中国政坛保持了一定的影响力。2007年,随着罗干在中共十七届一中全会后退休,李鹏的影响力逐渐消退。[32]

据报道,李鹏曾写成三十万字的《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披露了不少内幕,据信要为自己撇清历史责任,但因为“内容敏感”而不被中国政府高层批准出版[33]。2010年6月,一本据称是《关键时刻》的书借由赵紫阳秘书鲍彤之子鲍朴所创办的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鲍朴通过中间渠道得到此书稿件,并认为其真实的可能性非常大[34]。 但在原定出版日前夕,鲍朴声称受到“有关方面”的压力及版权机构的交涉,最终取消了正式出版计划。[35]

李鹏曾捐款300万人民币稿费至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李鹏—延安助学基金”,资助母校延安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36],另捐款稿费300万给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37]

据媒体消息,2008年初,李鹏曾突然中风[38],但官方从未证实有关消息;当年9月28日,中国新闻社报道,李鹏现身京津城际铁路进行考察[39]

2010年6月,中国新闻社再次报道,李鹏和夫人朱琳受邀出席母校北京理工大学的七十周年校庆活动[40]

2010年11月,出席第八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的开幕仪式。

2011年7月1日,李鹏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

2014年9月30日,李鹏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招待会[41][42]

2017年10月18日,李鹏参加中共十九大开幕式[43][44]

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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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22日23时11分,李鹏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45][46] 讣告称其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八宝山革命公墓内的李鹏墓。

李鹏遗体于7月29日上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当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内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全体委员、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和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前往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47]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外地致送花圈。[48]李鹏的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49]

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50][51]

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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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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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中,当时李鹏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存在严重分歧。李鹏坚决主张对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采取强硬措施,并在1989年5月19日的首都党政军干部大会上发表措辞严厉的讲话,随后由其签署了国务院关于在北京市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命令。 [52]

戒严令导致中国人民解放军于同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及周边地区进行武力清场。人权组织、西方媒体以及海外民主人士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决策予以强烈谴责。批评者认为,李鹏对调动军队及随后的流血伤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因此在海外抗议者和异见人士中经常被指责并被称为“北京屠夫”。然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官方对李鹏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作用则给予了高度肯定,官方讣告中称其在1989年“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稳定了国内局势”。 [52]

推动三峡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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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鹏是长江三峡工程的推动者之一。三峡工程支持方认为,该工程具有巨大的防洪、发电及航运等经济与社会效益,能大幅拉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反对者(如黄万里等人)则强调,工程存在严重的生态破坏、大规模移民安置难题、文物淹没以及地质灾害隐患,并批评部分政府领导人强推工程是“好大喜功”、“企图青史留名”的表现。[53]

1992年,国务院正式向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提交三峡工程建设议案。此举被外界及部分学者广泛质疑是江泽民李鹏等高层领导人试图将三峡工程办成“铁案”。当时有观点指出,由非水利地质专业人士为主的人大代表来决定如此庞大且具高风险的工程并不合适。在审议过程中,部分代表反映官方提交的材料中支持与反对理由存在严重不对称,并抱怨决策过程受到了行政手段的干预。1992年4月7日,该议案进入表决程序。在2,633名参与表决的人大代表中,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25人。尽管议案最终获得通过,但赞成票仅占出席代表总票数的67.1%,使其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全国人大历史上通过得票率最低的议案。而在后来出版的《李鹏三峡日记》中,李鹏多次提及江泽民对三峡工程的支持,被部分舆论解读为有将三峡工程争议的责任分摊之意。[54]

家族贪腐丑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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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及海外媒体长期有传闻指李鹏家族在中国水利及电力系统拥有极深厚的政治与商业影响力,甚至有舆论将其家族称为垄断国家电网和能源系统的“李氏家族”。[55]

2014年5月,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董事长曹广晶与总经理陈飞被双双免职。此外,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网曾刊登评论文章“三峡集团幕后不排除有‘老老虎’”,引发外界对反腐行动可能波及李鹏家族的广泛猜测。[56]

其女李小琳除了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CIJ)披露在离岸避税天堂隐匿财富外,媒体还爆料李小琳曾以不到1万元人民币注册的小微公司,在时任海南省副省长冀文林(后因贪腐落马)的批示下,获批海南价值逾百亿元的土地经营开发权。[57][58]针对此报道,李小琳在接受香港《文汇报》专访时予以否认,称报道纯属谣言,是“不干净的心理写出不干净的文章”。而负责撰写该报道的《亚洲周刊》资深特派员纪硕鸣则反驳称,报道基于详实的查核资料及数据,反指李小琳“那些邋遢事别脏了干净笔”。[59]不过,外界分析认为,考虑到李鹏作为前国家领导人,当局直接追究其家族核心成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李鹏下台”嵌字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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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3月2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第二版发表一首题为《七律·元宵》的诗作,[60]该诗共八句,每句七字。若将首行最末一字、次行倒数第二字依次类推连读至第七行,便可得出“李鹏下台平民愤”的字句。亦有说法指出,若将此七字与最后一句的末字相连,会形成“李鹏下台平民愤,且待神州遍地春”的暗语,排列呈代表胜利的“V”字形。外界普遍认为,此诗的创作动机源于作者对李鹏在六四事件中强硬立场的不满。[60]

据海外媒体《新闻自由导报》报道[61],这首诗是由数名在美国加州洛杉矶附近的中国留学生于1990年创作并投稿(有传闻作者化名为“朱海洪”),一年后成功发表。由于时逢当年的全国“两会”(1991年3月23日-4月9日)前夕,政治时机敏感,该诗在国内民间及海外华人圈中被广泛传抄。流传过程中产生过个别字句的误差,例如“人民育我胜万金”常被误传为“人民有我胜万金”。此事件引发了官方的高度紧张,但由于无法证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责任编辑是“蓄意”,最终仅以“工作失误”的理由对相关编辑进行了低调处理。[61][62]

遭西班牙法院通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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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部分国际人权组织及西藏流亡团体向西班牙国家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部分前国家领导人在西藏等地涉嫌犯有种族灭绝危害人类罪。2013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院受理此案,并向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国务院总理李鹏、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西藏自治区前党委书记陈奎元以及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等五人发出了国际逮捕令。此举引发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与外交交涉。[63]

2014年2月底,由执政党人民党主导的西班牙议会通过法案,大幅削减了西班牙法官调查国外侵犯人权案件的权力。外界普遍认为,该法案的修改旨在避免与中国发生进一步的外交摩擦。2014年6月,西班牙国家刑事听审法院在全体会议上以9票赞成、7票反对通过决议,中止了对包括李鹏在内的中国高官正在进行中的司法起诉。西班牙法官在裁决中表示,根据修改后的司法条例,由于涉案人员既非西班牙国籍,也不常住于西班牙,法院已无权对此案继续进行管辖及起诉。[64][65]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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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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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中国政府官方评价的新华社在讣告中评价:[66]

在官方评价中,李鹏在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具有实质作用。因其水利工程的专业背景,官方肯定他在基础设施领域的贡献,尤其是在完善全国电力与能源发展规划,以及主导并推动规模巨大且备受讨论的三峡工程中,扮演了关键的决策者角色。针对1989年的六四事件(官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李鹏主张并执行了强硬的应对措施。官方对其当时的政治立场与作为给予高度肯定,在其逝世后的讣告中,赞扬其“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认为他坚决维护了中共政权以及当时社会稳定。 [67]

负面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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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评价其为“名望最低的中国总理”,认为李鹏在处理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态度、推动三峡工程的行为及关于其家族的腐败传闻颇具争议,负面评价较多。[68]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在回忆录《改革历程》中评价李鹏是“死硬分子”,指出在1989年学潮中,李鹏为了使自己主导的“四二六社论”不被否定,导致本可和平解决的学潮最终不得不以武力收场。《改革历程》记载:“(邓小平)在听了李鹏等人的汇报之后,同意把学潮定性为‘反党社会主义的动乱’,提出‘快刀斩乱麻’加以解决。”赵紫阳在书中直言,李鹏及其手下“阻挠、抗拒和破坏”了他化解对峙紧张的努力。[69]由于李鹏签署戒严令,并极力主张武力镇压,因此被支持学生运动的人士、受害者家属及国际媒体广泛称为“北京屠夫”。[70]

六四事件”亲历者、前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对其评价极低 :

据曾任赵紫阳秘书鲍彤案辩护律师张思之称,鲍彤做过三件事:第一件,李鹏携夫人朱琳访日。项链不翼而飞,朱琳报案后,日本人在沙发缝里找到,拿去作化验后发现是假货。最后中共中央得知此事。鲍彤认为有失国格,并表示朱琳应作检查。第二件,李鹏用上毛泽东的游泳池后要求重新装修,花费几十万。财政部不知如何上报,问题传到书记处,鲍彤说李鹏浪费。第三件,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当年在北京抓到两个酗酒闹事的年轻人,其中一个声称是李鹏儿子。公安确认是李鹏儿子后就把人放了。事情传到中央。鲍彤说李鹏家教不严,应该检讨。[72]

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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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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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2003年中国三峡出版社[73]
  • 《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上下)2004年新华出版社[74]
  • 《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上中下)2005年 电力出版社[74]
  • 《立法与监督:李鹏人大日记》(上下)2006年新华出版社[74]
  • 《市场与调控:李鹏经济日记》(上中下)2007年新华出版社[74]
  • 《和平发展合作:李鹏外事日记》(上下)2008年新华出版社[74]
  • 关键时刻:李鹏六四日记》2010年美国洛杉矶西点出版社
    • 《李鹏六四日记真相,附录》2010香港澳亚出版社

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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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鹏论发展中国电力工业(1979-1993)》1993年水利电力出版社
  • 《李鹏论可持续发展》2010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5]
  • 《李鹏论科教兴国》2010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6]
  • 《李鹏论三峡工程》2011年中国三峡出版社[77]
  • 《李鹏论宏观经济》(上中下)2012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5]
  • 《李鹏论产业经济》(上下册)2013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8]
  • 《李鹏论地区经济》2016年中国电力出版社[79]
  • 《李鹏文集》(上下卷)2024年人民出版社[80][81]

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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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鹏回忆录(1928-1983)》上下册,2014年中国电力出版社[82]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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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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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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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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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网:

央视网: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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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前任:
赵紫阳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1987年11月-1998年3月
继任:
朱镕基
新头衔 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
1993年1月-1998年5月
前任:
李铁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
1988年4月-1990年9月
继任:
陈锦华
前任: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主任
1985年-1988年
继任:
李铁映
前任:
刘澜波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工业部部长
1981年-1982年
继任:
钱正英
水利电力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前任:
乔石
第八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第九届

1998年3月-2003年3月
继任:
吴邦国
第十至十一届
 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排名顺序
前任:
赵紫阳
中共中央总书记
(位列第一)
第13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位列第二)

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至四中全会
继任:
乔石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排名第三)
前任:
江泽民
中共中央总书记
(排名第一)
第1314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排名第二)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中共十五大
第15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排名第二)
继任:
朱镕基
国务院总理
(排名第三)